刷课_和学_重新熟悉王安石,再析变法利弊与“荆公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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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熟悉王安石,再析变法利弊与“荆公新学”

王水照 《 中华念书报 》( 2017年03月29日   15 版)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名目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流动是争论的焦点。校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头脑思量、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准确熟悉王安石的政治头脑和政治实践,也不能准确熟悉“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职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出现出差异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多数是集权要、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着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最先确立文治的偏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出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幼年,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头脑家和文学家,是对照严酷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泛起这一征象不是有时的,也不是伶仃的,除了小我私人的秉赋、用功以外,实是顺应了那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头否决,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能任耶?吏事不能任耶?经术不能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划定了这三条任人尺度。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权要队伍的主要泉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归纳综合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尺度逐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主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头脑、政治之域。苏轼曾赞美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尺度是政治家、头脑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

 

    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席卷经、史、子、集四部,才气贴切反映他们周全的精神遗产和文化缔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主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远大而著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尚有着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罗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

 

    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接纳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式,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罗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现》《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气力,吸取前贤已有功效,对现在尚少注重的《易解》《礼记发现》《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撒播的诗文集部门和《唐百家诗选》也举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信托,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缔造的整体风貌,为熟悉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固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历程中不停获得补益和完善。

 

    再析“变法”之利弊

 

    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名目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其变法流动是争论的焦点。校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头脑思量、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准确熟悉王安石的政治头脑和政治实践,也不能准确熟悉“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职位。

 

    若是说,王安石昔时和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矛盾还属于政见差异之争,相互不失道德人格上的相互尊重;至北宋末南渡后,王安石即被定性为北宋消亡的罪魁。洛党杨时在靖康国难当头之际,首倡“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说法,嗣后口诛笔伐,一片骂声。诚如鲁迅所说,此一论调已成为“北宋末士论之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怪异的,曾被陆九渊评为“雪白之操,寒于冰霜”的王安石,沈与求却在绍兴年间上奏朝廷,以为“丧乱之际,情愿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证据竟只是王安石曾说过扬雄和冯道的好话,这连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以为“此论前未之及也”。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笼罩下,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能能的。

 

    直到清中期以降,才泛起过昭雪辩诬的呼声,批判态度虽异,但头脑方式仍未完全脱离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梁启超的《王荆公》是两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谱质料翔实,考证缜密,然而太过强烈的辩诬目的夹杂着乡邦之谊的情绪化色彩,使不少论断失之偏颇;梁氏之“传”从大处着墨,影响深远,但显有借古喻今、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印痕,也损害了其学术内容。

 

    新中国确立以来,王安石被置放于高尚的职位,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造家”,一时成为研究的基础和社会的共识。实在,列宁这句话是他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要中的一个注解,内容是一定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岂非王土”的看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划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项新政,并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国有或私有问题。但列宁的这条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阻止了“左”倾思潮“大批判”之风的滋扰,从而使研究论著和文本资料的出书颇为厚实,不像苏轼研究一度成了禁区。到了“文革”大搞“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派定为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环阻挡了人们对他的熟悉,正如苏轼被强扣上一顶顶“投契派”“守旧派”“两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一新一样,或荣或辱,都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

 

    从学术研究的自身态度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的肆意攻击,或是无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熟悉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现实面目和历史职位,也无法展现他于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迎来“春天”,对王氏的一定评价仍是主流,也有差其余声音,但均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熟悉的深入和生长。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叛乱,“黄袍加身”,确立宋王朝,继梁、唐、晋、汉、周以后,演出了又一场武臣夺权的新剧。若何力免沦为承袭五代的第六代,成为宋朝君臣理国治政的体贴焦点,不久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事宜就是主要的标志。开国君主们殚精竭虑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目的即为维护和牢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其焦点即在确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天子手中。朱熹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牢固宋朝的统一、清闲社会秩序、生长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扰乱,起过一定的起劲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叛乱,也未发生过摇动其政权基本的民变,泛起了“百年无事”的外面承平手势。但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且越到厥后越严重。在军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为了提防武人跋扈擅权,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来往蹊径,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就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微弱;兵种庞大,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权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相位常年缺额,厉行权力制衡,激励“异论相搅”;划定地方主座由中央仕宦兼摄,增强对地方的种种监视;但又优待仕宦,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权要机构重大臃肿,溃烂无能;“任子”封荫,驱使、寄禄官重叠,造成严重的“冗官”之弊。在财权集中方面,划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团体的穷奢极欲,浪费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急。因而,改造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包罗厥后否决王安石变法的士子,都加入这一行列。改造的迫切性和需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中枢,登上了天下性变法运动的大舞台,可谓应运而生。他是位有志于改造的政治家,在多年父母官任上已试行过若干改造措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详细方案。

 

    针对“积贫积弱”的危急,王安石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的,提出了颇具系统性的“新法”设计。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造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升人才。

 

    “理财”和“整军”针对“积贫”和“积弱”两大弊病,而成为王安石变法主要的两翼,其重点是理财。王安石经济头脑要点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天子言事书》)也就是调悦耳们的劳动缔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缔造财富,以知足人们的需求。他理财的总目的是“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开源和节省的连系。司马光却以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众”(司马光《迩英奏对》,见《传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财富看作阻滞稳固的常数,否认人们不停缔造能力,这不合知识。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是财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属印子钱者的四分利息转归“公众”,“民间”的借贷农民减负舒困,单从政策设计本意而言,是通情达理的。从变法理论和详细方案的层面来看,王安石不愧为治国经邦的实干家,既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又有周密的通盘擘画。然而,问题在于实践,若何使“良法盛情”收到富国惠民的预期成效,王安石面临三大逆境:

 

    一是阵容壮大的否决派。比之“庆历新政”,王安石在天下局限内掀起一场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造运动,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否决,变法最先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纷纷上奏指斥,随后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否决派。面临这一严重形势,王安石没有实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力争化解矛盾,变消极负面因素为正面支持气力。这种转化事情虽纷歧定有望乐成,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们之间纯属政见差其余君子之争,忠君体国,不谋私利,且否决派中不少是庆历、嘉祐时期主张或介入改造的中坚人物,并非顽固颟顸之徒;二是王氏与他们均有私情,有的相知甚深,欧阳修甚至把王安石视作文坛牛耳的接棒人,期许很高;三是旧党中也有主张新旧两党应该协调这种的思潮,司马光指令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称颂王氏“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痕迹,作新斯人”,甚至“建中靖国”年号的制定,即是显证。

 

    然而,王安石却显出“道差异不相为谋”的姿态,司马光于熙宁三年延续给他三通讯函,细说新法推行历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氏的《答司马谏议书》仅以不足三百字回复,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确属“卤莽”了,只管这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先后被撤职,苏辙退出“三司条例制置司”,隐讳苏轼被神宗重用,倾力倾轧,都见出他急于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狭隘,无法与否决派相同与互助,直接造成他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的难题。

 

    执行机构的仓猝建置和做事仕宦们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临的另一逆境。以理财为重点的变法,本应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机构来认真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离相权而自力,直接向天子认真。于是,王氏确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仅是制订条例,现实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权力机构。草创伊始,百废待兴,行政运作不允许有走上正轨的准备期,熙宁二年二月确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天下,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求事繁而速成,于是大批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执行新法的队伍;不得不依赖原有的地方行政治理机械,又未经整理和训练,仕宦差役上下其手,因缘为奸,坏处丛生。陆佃从越州归,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法,地方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抑配”强借,无钱者患其无力送还而拒贷;偶获贷款,又在城中浪费一空,难怪苏轼要写诗加以挖苦:“杖藜裹饭去急遽,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

 

    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掌握。王安石明了,那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晰,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托,而这种信托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露出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接纳激进方式的深条理缘故原由。至于他小我私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天下局限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能,云云麋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遭受能力,更无论详细执行机构和做事仕宦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发生遂势不能免。

 

    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若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添,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转机(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事态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挤异己、倾轧抨击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罪魁。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

 

    元祐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新闻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漫不全心”,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作废,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能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发生敬意

 

    为“荆公新学”翻案

 

    与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不公亲热相关、甚或互为内外,王安石的学术头脑也备受贬抑,充满曲解与误解,歪曲了他作为卓越头脑家的历史真相。近年来,它自然地成为学术界拨乱横竖的讨论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

 

    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职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孝顺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赋予他以高尚的历史职位。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却以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宋代学术头脑的主轴线,不仅把“荆公新学”列于全书之末(卷九八),流露出将其边缘化之旨趣,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就隐含有视之为异端邪说之意了。这是头脑家王安石评价史中的主要一笔,尖锐地提出两个问题:“荆公新学”在那时居于主流照样边缘?它代表宋学生长的正途照样邪路?

 

    王安石“荆公新学”有个开创、生长与终结的历程。宋仁宗庆历初,他中举后出任淮南判官,广交同好,探讨经学,并于庆历二年至四年撰成《淮南杂说》十卷。此书今佚,但“那时《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元城语录》卷上)。蔡卞也记述:“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念书志》卷一二引)标志着“新学”之滥觞,起点甚高。我们知道,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早于程颢、张载、苏轼等人15年,王安石正式登上学术史坛坫之时,二程洛学、张载关学、苏轼蜀学均未成型,声名不彰,纵然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在宋学中职位突出,但其主要性及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后起之秀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偏向的先驱人物之一。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天下,作为衡文取士的尺度,一跃而为官方哲学,其他宋学诸子均瞠乎厥后,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试图从文字的“字画奇耦横直”中,去推究“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易》相内外”(蔡卞语,见《郡斋念书志》引)。

 

    元祐更化时期,“新学”一度受压,到北宋哲宗、徽宗时期,在特定的政治事态影响下,又掀起力度更强、广度更大的崇王热潮。诚如陈瓘《四明尊尧集》所言:“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故自(蔡)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能得而摇动也。”陈渊在《十二月上殿札子》中更归纳综合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行之以六十余年”。可以说,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顶层,居于无可抗衡的中央职位。纵然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脱节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连续的影响力,进入所谓“后王安石时代”,其施展的正面或对立面作用,适足展示出宋学的多元性、厚实性和庞大性。

 

    王氏新学的影响力时间延续恒久,辐射区域宽大,不像其他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语,而它是笼罩政坛、学林全局的“新学”。另有一个征象也值得注重,即作为学派群体的规模与名目。据《荆公新学研究》一书的周详考证,新学门人人数众多,堪与“欧门”“苏门”相匹,甚或过之。王安石在庆历时即有孙适、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问学,英宗治平年间及晚年隐退金陵时,均聚徒授学,门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门”者有王无咎、陆佃、沈凭、龚原、郏侨、张仅、吴点、杨训、杨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沇之、王迥、华峙、郭逢原、沈铢、汪澥、张文刚、方惟深、李定、董必、杨畏、成倬、周种、鲍慎由、侯叔献、蔡渊、蔡肇、薛昂、叶涛、韩宗厚、许允成、陈祥道、郑侠、蔡卞、吕希哲、钱景谌、吴悊、吴颐、陈度、王雱、刘发、徐君同等,他们有数十种著作问世,亦可逐一考知,只是由于“变法”遭遇不公的缘故原由,湮没在茫茫文籍大海之中,连同这个学派的人物也多数沉晦不闻,似乎在历史上未曾存在过。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一定韩愈“奠基厥后宋代新儒学之基础”,乃是“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其主要孝顺之一就是“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形成“韩门”,而“‘韩门’遂因此而确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撒播也”,展现出学术群体与学术撒播的因果关系。“王门”在那时人多势众,既是王氏新学极强社会影响力与招呼力的效果,也是其社会职位和历史定位的可靠标志。

 

    王氏新学能够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央,乃是由于它得民俗之先,较早体现出“宋学”即宋代新儒学的特质和特征,指导了宋学生长和演进的偏向。王安石坚持以义理之学、道德性命之学取代繁琐的章句之学,以经世致用取代空谈蹈虚,更以“内圣外王”等形式取得两者的“相反相成”,获得相互推进,取得平衡和统一。

 

    王氏新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熙宁二年王安石对神宗说:“经术正以是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致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尔。”(《宋史》王安石本传)在他看来“经术”与“治世”是密不能分的互为推毂、互为内外的关系。经世济时的原则、方式均已蕴含在传统经典之中,儒家经典中存在着无限的新的意义天下,后人的责任在于说明、诠释,加以实践推行,《三经新义》即着眼于“新义”的出现。王安石以极大的精神从事《周礼》《诗经》《尚书》这三部经典的训解,《诗义》由其子王雱“训其辞”,他自己“训其义”,《书义》由他父子协力撰写,惟有《周礼义》由他独力完成,见出他对此书的特殊关注。《周礼》或名《周官》,是关于周朝官制、礼制的文籍,王安石关注此书,正是由于它与那时推行的新法理论和实践关系最为慎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能从中找出历史依据,《三经新义》现实上是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的一环,经术与治世合二为一。

 

    王安石学以致用的原则自然是正当合理的,一种学术自身生长的升降盛衰也取决于它是否顺应社会需要与政治诉求。然则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错综庞大,学术生长又要求自力自主,要求个性化、自由度和多元性,这一学术的自身纪律也必须获得充实的尊重。王安石为到达“一道德、同习惯”的政治目的,把学术部门地酿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又造成颇为严重的负面效果。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痕迹,作新斯人。”只管是为朝廷代言,但评价尚称平允。而在多封给友人的信函中,苏轼又予以严肃指斥:“文字之衰,未有现在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差异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的这个指斥比起他代表官方所作的“盖棺定论”来,包罗更深的意义与教训。

 

    王安石的文学头脑

 

    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主要的一席。他的文学创作向来受到的评价,褒多贬少,相对于政治、学术评价,较为公允,这也解释政治与文学能保持一定疏离的空间,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实在仍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焦点,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庆历六年(1046),他在汴京为献文而作的四封书简,即《与祖择之书》《上张太博书》二首、《上人书》,是他文学头脑最早的集中体现。他开宗明义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贤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把“文”直接归结为“礼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载体。在他的心目中,“文”与“道”“经”“术”“治政”之类是完全融合为一的,并把这看成“贤人作文之本意”。然则,王安石重内容、轻形式的看法还没有导致对辞章技巧的完全否认。在《上人书》中也接着弥补道:“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以是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对辞章技巧等艺术形式作了明确的一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事实又是第二位的,未能熟悉到它具有自力的审美价值。

 

    王安石的这些看法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有,其自己说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学理论价值,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明白也有片面性、机械性。然则,它却是那时社会政治改造思潮的产物,有着响应的时代靠山。这些看法与其说是散文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改造的主张。一是为了否决“时文”,即那时科场盛行的朴陋无物的诗赋贴经墨义;二是为了否决西昆体追求华靡的诗文。作为“唐宋古文八人人”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写作实践更不是根据这些理论看法而亦步亦趋地举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图解、高头讲章、道德说教,他所创作的在中国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根据美的规则,遵照散文艺术纪律而写成的。它们所出现的广漠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涯,所显示的散文气概和高明技巧,以及对辞章之美的倾心追求,确乎说明王安石已到达了散文大师的艺术水平。

 

    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并形成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小我私人气概。

 

     《王安石全集》(全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书社2016年9月第一版,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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